“１９９５年５月３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一名本来没有性病的女性到我们科室来检查，我们故意说她患了性病。她的丈夫立即怀疑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要同她离婚。她受不了家人和别人的猜疑和鄙视，服毒自杀了。这都是罪过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是福建沿海的一介渔民。”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３日在西安南郊一个单元房里，何艳玲有气无力地对记者说道。

深圳“开诊”失利移师东北重来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２日，我同本村的渔民杨新民结了婚。


１９８９年７月，杨新民和我一起去了深圳，在一家旅馆里匆匆开了一个性病诊所。杨新民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竟然骗过了许多病人，他使用的“先锋”针剂治好了一些病症不太严重的病人，诊所的生意意想不到地好了起来。


不久有关部门开始清查治疗性病的江湖医生，出其不意地“光顾”了我们的诊所，我们被罚了很多钱。迫于无奈，我们只好移师东北一个城市继续从事捞取黑心钱的勾当。


“挂靠”正规医院寻找可靠保护


在东北，我们花钱弄到虚假的证明材料和学历证书，不惜重金收买一些贪财的领导，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合理合法”地赚钱。凡有病人来了，杨新民都是摆起“军医”和“专家”的架子，冲人家要很多钱，动不动就要上千元甚至上万元。


１９９６年，杨新民又重金聘请一些见利忘义的“专家”、“教授”前来坐诊，大肆做广告吹捧这些“专家”的能力如何了得。为了办理广告审批手续，只要有人肯在审批表上盖章或签字，就送人家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好处费。一时间，治疗性病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广告费也急剧增高。为了支付这笔巨大的开支，我们便在药费上做手脚，将只值几块钱的药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钱。杨新民仍感到利润不够高，又从一些不法商贩手里进一些过期失效药或劣质淘汰药，昧着良心往病人身上用。１９９７年８月，一位建筑工因为用了我们的药中毒，造成脑神经错乱，四肢瘫痪，成了残废。他的家属来到我们医院论理，杨新民叫来一伙打手将他们打得半死，第二天卷起钱财带着我们一家人逃到了西安。


靠“吓”字宰客用仪器骗财


我们到西安后故技重演，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的科室，又如以前一样大造声势地为人“治病”。凡是前来就诊者，即使没病也要说成是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大病说成无法可治的重病。病人有疑虑便叫来“专家”吓唬他们，并动员他们的家属也来检查，来一个“宰”一个。不管是否是真正的专家，只要来坐诊，每月便给二三千元的工资，病人不会不信。杨新民还花很多钱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仪器放在化验室里迷惑人，令病人深信不疑。其实我们所雇用的化验员根本就不懂化验，他们不管是否有病一律在化验单上划上“＋”号。医生根据这些阳性的诊断结论来吓唬病人，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掏出腰包里的钱来。


害人终害己全家赴黄泉


１９９９年３月，我们又想出另一个绝招，就是给病人开了药之后，并不在病人身上用，而是把它节约下来卖给别的患者。有一个患性病的中年人因为一直挂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没有真正使用消炎药，导致全身溃烂死在我们的诊室里。而另一位女教师则更惨，她压根就没病，只是白带增多，我们却一直说她患了性病，反复为她“治疗”，直到她身无分文的时候才停止治疗。然而，我们怎么也未曾料到，一场灾难降临在我们的头上。那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杨新民驾车与一辆大客车相撞，９岁的儿子受了伤，因为失血过多，生命危险。在血库无血的情况下，杨新民为他输血。一些器具都是我们科室提供的，因针头没有严格消毒而形成交叉感染，杨新民感染上了传染病。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高烧、腹泻、哮喘、头疼、全身出现红色丘疹……时过不久，身强力壮、体健如牛的他在疾病的折磨下，已经变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同时，我的儿子也感染上了同样的病，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了。


从此之后，杨新民沉默寡言，情绪低沉。儿子的死使他郁闷不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他因为病情发作，也痛苦地死去了。


两天之后，我也染上艾滋病——没想到我们替人家“治性病”，自己一家子却染上了艾滋病，这是报应啊！


２月２６日，何艳玲也在西安市郊住处死去。 （河南报业网）

评论：　现在，在北京、广东、天津、上海......仍存在着这样的，以挂靠的形式生存下来的“性病专科医院”，靠所谓的专家，当然也可能是那些利欲熏心的“真”专家，招摇撞骗，骗取病人的钱财。说得重些，这些人是在图财害命。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病人自己因为害怕或羞涩等原因，不愿意去正规大医院进行治疗；也有我们正规医院的大夫对这类病人的态度问题，对他们是否太苛刻了？太不够宽容了？要知道，他们同样也是病人，也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爱护，需要得到同样的治疗；还有，是因为全社会对性病的模糊认识，以及对性病病人的歧视态度，也给了这些“性病专科医院”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