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铭（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性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主任医师）
性摧残的新形式
姚勇施用暴力在其女友阴部强行手术穿洞并上锁，以惩罚其所谓“不忠”的行为，是对女性性摧残的一种新形式。令人气愤的是它竟然发生在倡导精神文明的21世纪的中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性变态”，属于嫉妒和妄想症。我看，它远远不只是这些，因为“变态”是一种病态心理，既然是“病”，在处理上便“情有可原”了。我认为姚的要害是以“我”为中心的典型封建式大男子主义作为思想根源，是以奴隶主的身份对待女性，把对方当作“性奴”而可以任由糟踏，视对方的一切（包括肉体和人格）为己有，因此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宰割，以至于做出了禽兽般的行为。人们称其“兽医”，可谓恰如其份。
大约1000多年前，阿拉伯及西欧一带为防妻子“红杏出墙”，要女人在丈夫远行时戴上用金属打造的“贞节带”，把其“穿”在女人两腿之间，前后包裹，前方仅留两个分别用作排尿和排经血的小缺口，那个经血的缺口为长条形，在缺口周边处特制成锯齿状，这就使阳具无法越雷池半步。在“贞节带”的后方还留有一个可供大便的排放口。丈夫外出时，把此“带”锁上，锁匙随身携带，外出回来后才给妻子开锁。丈夫们在外可以随心所欲，而妻子在家必须戴上这架枷锁过日子。
古埃及和东非许多国家，为减弱女人的性欲以保证新娘有个“贞洁”之身，对即将进入青春期的8-13岁女孩实施一种性酷刑（热带女孩性成熟较早），美其名“割礼”。做法是在女孩阴蒂根部用缝针穿通，把线拉起以显露阴蒂大部，再用剃刀或玻璃片截去；或用手指把小阴唇尽力拉长，也用同样的利器从根部将小阴唇割除。有的还将两侧创口缝合，只留一个可排尿及经血的小口，这类“割礼”被后人称为“阴唇闭合术”，新婚时再用刀把它切开。由于当时没有麻醉药，故女人所受的痛苦是十分残酷的。
上述这些，本该成为历史的过去，不料在21世纪的阳光下竟然还存在这样一个阴暗的角落。在姚勇手上，“割礼”和“贞节带”都被用上了，而且还独出心裁，把锁头直接锁在经“打洞”的阴唇上。这是对女人人格的莫大污辱，对妇女生殖健康的莫大摧残。“兽医”姚勇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以男人为中心 的“性模式”应改变
姚勇事件的出现发人深省。由于封建社会历经千年，因此“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一些人头脑中还根深蒂固。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振振有词地认为只是“家务事”，别人管不着，而且在成为他的“女人”后，他就有权“管教她”。这是地地道道的夫权思想、大男子主人的姿态。姚勇是这类人中顶峰造极的代表，但说实在话，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十分典型的“姚勇”现象，概括起来，就是男女间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表现在对“贞洁”的观念上和对性生活过程的运作上。
自父系社会形成以来，为了确保作为孩子父亲身份的绝对真实性，便要求女人在结婚前必须是处女，婚后必须绝对忠实于丈夫。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这种意识便更加植根于男人的内心深处，在由男人制订的法律上又保障了男人对于女人有完全的性权利，即女人本应该有的一些权益则被慢慢地剥夺了。这反映了男女间性的不平等。
例如，在“贞节”观上，男人要求新娘必须是处女，于是定出许多“验贞”的条条框框。有的地方还盛行当众“验贞”的做法，在婚宴就餐前，客人们要在客厅等候新郎新娘从房中传来的消息，如果有“落红”，新郎会拿出沾有鲜血的手巾当众张扬，显示新娘确是处女，这时，客人们齐声祝贺，载歌载舞，好不热闹；如果无“落红”现象，则新娘要当众受到谴责、鞭打或被当场送回娘家。这时，婚宴已无法开成，客人们饿着肚子，边走边骂，不欢而散。
其实，落红与否并不能证明是否处女身，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不落红也有真处女，真落红也有假处女。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无辜妇人就因为被怀疑“不贞”而死于非命。但是，男人们定出许许多多清规戒律来苛求女人，而他们却并不乐意提出几条能证实自己是“处男”的“验贞”标准来。
在性生活中，男人们天真无知而又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常常以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对女人自以为是地做这些和做那些，甚至指手划脚，以为这样便可达到理想的境地。孰不知女士们正暗自摇头，内心中连声说“不”。这都是“大丈夫”们以男人为中心的一种片面思维方式。无怪乎女士们要说：旧的性模式要改变，男人的思想要改造。我认为改造思想的重要一环是诚心诚意地承认男女间的性平等。
“姚勇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仍然有铲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繁重任务；不在思想上真正树立男女间的性平等，就无法有效地保护妇女本身的人格尊严，典型的姚勇受严惩是罪有应得，而不典型的“姚勇”们则应从本案件中，吸取教训，努力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及思想水平。
摘自：深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