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治疗在临床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只有将其放在“医学
—文化”框架中进行全方位考察，才能从整体上加以正确把握。本期
从《医学与哲学》上摘编的一组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阐述
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福川、张英涛、高歌今：

　　放弃治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客观医学现象，即在患者被确诊后
未按常规进行必要治疗；二是指主观价值选择现象，即在对患者确诊
后，医师针对“不可为”的病情而自主采取“有所不为”的医疗决策。
在临床实践中，放弃治疗时时都面临着医学及其作为的认知冲突、不
同主体的权利冲突、同一主体不同权利的冲突等诸多伦理冲突。因此，
临床医师在作出关于放弃治疗的抉择时，必须恪守科学认定、患方自
主、恰当干涉、履行必要程序等基本伦理准则，从而保证这种极为复
杂的医学———伦理———价值选择更趋科学化、人性化。应特别强
调的是，医师放弃的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医学手段，而绝非自己的医德
责任和医学对病人的所有关怀。

　　南京医科大学南京脑科医院周正猷许远陵：

　　我们知道只有生命的神圣论、质量论和价值观相统一的生命观，
才是惟一正确科学的生命观。生命的神圣论不仅依赖于生命本身构建
的成功、神秘，更有赖于它无穷的发展和进化，以及意识、理性对自
然界的能动作用。当生命衰老，当生命的人道价值逐渐失去的时候，
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神圣的体现。
　　这无疑将促使人类最后接受安乐死的观念和立法。
　　自然死亡而不被延缓，能减少患者疾病的痛苦，或者能缩短其经
受痛苦的时间。伦理学主张，对年龄过长（如90岁以上）或身患绝症
不愿忍受痛苦的老人坦然迎接“自然死亡”的愿望应当尊重。只要不
妨碍他人，不妨碍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宗教信仰等理应受到
尊重。
　　一个人既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同样也应当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
对那些无望治愈的临终病人，最后是否放弃治疗，首先必须以病者本
人的意志为依据，医生必须忠实地执行病者本人的意志。在病人确实
已经丧失了意识，或者只有某种程度的意识，下列几种人可以代表病
人表达意志。他们的次序是：配偶、子女、信任的亲朋好友、律师等。
当病人的意志和亲人的意见发生矛盾或亲人之间的意见发生冲突时，
或者是代表病人的意志与医生的意见或科学准则发生矛盾时，医生要
反复介绍医学进展现状及病情现状和预后，与众人进行反复磋商，逐
步取得一致或共识。放弃治疗只能在病人意志和医生意见趋于一致，
即取得公（共）识承认的基础上，方可实施。实施前要做翔实的医患
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医疗文件。

　　大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王苏平：

　　放弃治疗显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患者本人、亲属、医务人员
和医疗付费等方面考虑都有积极的意义。
　　患者方面，放弃治疗多实施于脑死亡、植物人和不可逆性重症昏
迷的患者。脑死亡的患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其生命已经不存在，想尽
一切办法去维持其心跳、呼吸对于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来说没有任何
意义，依靠现代高科技医疗手段可以延长其生命数日，甚或数周，可
是延长的这段时间对其生命的存在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有些
患者病前就曾表示过不希望延长自己无价值的生命。
　　患者的家属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需要有相应的支出。自费
医疗个人支付自不必说，就是公费医疗、保险医疗和劳保医疗也需要
个人支付一部分。除了少部分经济优厚者之外，耗费财力去延长患者
毫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经济负担。在这
种情况下，放弃治疗显然可以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重症患者昼夜都
需要有人护理，有的需要两个以上的人。毫无意义的延长生命常常使
这部分患者家属感到无奈，放弃治疗对他们显然是一种解脱。
　　现在许多患者的子女主张厚养薄葬，他们认为在老人病前多尽孝
道，使他们心情愉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而在他们病危或死亡之后
则没有必要再做无意义的耗费。持这部分见解的人主动放弃治疗的要
多一些。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些
以往被认为不可治愈的疾病现在有一些已能治愈或好转。但是即使医
学科学再发展，也仍会有一些疾病是我们无法解决的，对履行救死扶
伤的职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推动和促
进作用，放弃治疗实在是在所难免。
　　对医疗付费方来说，保险医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费用按人均
有一定的比例，其支出并不是无止境的。对于没有治疗价值的患者，
为延长其生命所支出的医疗费用是相当大的，往往给付费方带来沉重
的负担，而且使有治疗价值的患者的支出大打折扣。

　　浙江大学施卫星、王南：

　　在医院加强监护病房（ICU）有关病人收治标准的执行，以及对
已经进入ICU但已确诊为脑死亡、植物状态或多器官衰竭的临终者作
为放弃维生措施、撤离ICU的决定，都需要制定以现代科学思维和观
念作为基础的良好政策。这种政策能充分尊重科学的判断、病人的意
愿，充分考虑生命质量、生存意义以及社会医药资源分配的公正性等
因素。在这一问题上，家庭或医院的经济利益和影响力不应是占主导
地位的。当前，重要的是要加快制定与ICU直接相关的《脑死亡法》、
《植物人医疗条例》以及ICU收治和放弃治疗全国统一的科学权威性
标准，作为ICU医生决策、决定的科学和法律依据。